台灣人均GDP追上日韓沒什麼好開心的,因為我們的基本工資仍遠遠落後於鄰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據顯示,台灣的人均GDP即將趕上韓國與日本,但這樣的數字,對台灣勞工的好處卻微乎其微,因為台灣的基本工資目前只有約日韓的一半,可見勞工並無法從經濟成長中受益。
台灣的人均GDP預計到2028年將超過日本,僅次於韓國,但對台灣勞工來說仍然毫無意義。
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上個月發布的估計,台灣的人均GDP將在2028年超過日本,並趕上韓國。2028年,台灣人均GDP將達到47,305美元,超過日本人均GDP46,443美元。2027年,韓國人均GDP預計將達到46,519美元。
然而,即使台灣的人均GDP將與日本和韓國持平,台灣的勞工仍然無法從中受益。
今年韓國和日本的基本工資分別增加到新台幣46,718(1,914,440韓元)和新台幣41,128(161,643日元),而台灣的基本工資仍然只有新台幣25,250,或僅為韓國和日本的基本工資的54%和61%。
如果以過去六年基本工資的年增加率計算,預計到2028年韓國的基本工資將增加至新台幣70,969元,日本的基本工資將增加至新台幣49,932元,但台灣的基本工資將僅增加至新台幣31,865元。
換言之,雖然台灣的GDP將超越日本與韓國持平,但屆時台灣的基本工資仍將僅不到韓國的一半(45%),也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二(66%)。
因此,台灣的人均GDP對台灣勞工來說意義不大,他們的工資仍然遠遠落後於鄰國的勞工。
比較薪資中位數,2020年日本的薪資中位數為88,210新台幣,韓國的薪資中位數為70,153新台幣,而台灣的薪資中位數僅為41,500新台幣。台灣的薪資中位數僅為日本的一半(47%)和韓國的60%。
如果以過去8年的年增加率計算,預計到2028年,日本和韓國的薪資中位數將增加到90,000新台幣以上,分別達到91,496新台幣和90,477新台幣。然而,台灣的薪資中位數只會增加到新台幣47,323元。
到2028年,台灣的薪資中位數仍僅為日韓的52%,即使台灣的人均GDP預計與日本和韓國持平,其薪資中位數也只有這兩個國家的一半。
如果台灣的基本工資與日本和韓國的基本工資和生活成本掛鉤,那麼台灣的基本工資如果與日本掛鉤,今天仍將增加到新台幣31,064元,如果與韓國掛鉤,則將增加到新台幣37,784元。
以過去六年台灣基本工資的增加速度計算,若與日韓掛鉤,台灣的基本工資將在2028年增加至新台幣41,039元和新台幣52,772元。但以台灣目前的基本工資標準,將增加至新台幣31,865元。
如果我們將這些國家的基本工資與其人均GDP進行比較,您可以看到韓國的基本工資已從人均GDP的15.3%攀升至2020年的60.7%。即使在日本,基本工資也從1988年佔人均GDP的30.4%增加到2020年的44.6%。
然而在台灣,台灣的基本工資卻反其道而行之——從人均GDP的45.4%下降到今天的34.0%。
基於上述預測,到2028年,韓國和日本的基本工資都將繼續增加或保持在其人均GDP的60%和45%左右。然而,到2028年,台灣的基本工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至人均GDP的28.9%。
要與日本相提並論,台灣今天的基本工資需要在新台幣三萬元左右,而要與韓國相提並論,台灣的基本工資今天需要在新台幣四萬元左右。
比較薪資中位數,日本的薪資中位數自2010年以來一直徘徊在人均GDP的100%左右,而韓國的薪資中位數從2010年佔人均GDP的79.4%增加到2020年的97.2%。
然而,台灣的薪資中位數反而從占人均GDP的70.1%下降到2020年的僅59.7%。
換句話說,台灣的GDP越來越少地返還給勞工。如果我們要與日本和韓國並駕齊驅,台灣今天的薪資中位數需要大約新台幣65,000元——正如我之前所寫,如果要與今天的生活成本相稱,薪資中位數就應該在這個水平。
從這個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台灣的人均GDP很快就會與日本和韓國持平,但台灣與這兩個國家相比,實際上返還給勞工工資的GDP很少。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台灣的薪資中位數緊隨基本工資,這意味著只要台灣的基本工資被壓低,台灣各收入水平的勞工的困境將繼續受到影響。
換言之,台灣的人均GDP增加到與鄰國持平,實在是沒什麼好說的,因為與日本和韓國的勞工相比,這對台灣勞工的好處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需要關注的不是人均GDP,而是工資增加是否足以滿足台灣勞工的生活成本需求。
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台灣的基本工資仍然遠遠不足以支付國內的生活成本。在Yahoo奇摩新聞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台灣大部分受訪者(45.6%)認為今年的基本工資需要進一步調升。
在基本工資應該調漲多少的部分,受訪者最認同的方案是把基本工資調漲28,001元以上——比今年的基本工資至少高出10.9%。
綜上所述,在勞工仍然面臨工資停滯的情況下,對人均GDP的增加感到興奮毫無意義。政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並製定計劃,將基本工資提高到足以滿足台灣基本生活水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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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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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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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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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