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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卷的春节档,有人开启“反卷”人生

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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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红毯先生》的影迷都在惋惜,这部电影如果不来春节档,或许会有更好的票房成绩。

在平遥影展的首映大获成功后,《红毯先生》宣布改档至春节,成为最早加入2024春节档混战的真人电影。然而在这个全年最卷的档期,《红毯先生》目前票房排名第六,最终预测票房未过亿。对于商业大导宁浩+天王巨星刘德华的组合,这肯定不是理想的票房结果。

在分析原因时,很多影迷都指出了这部电影不够下沉、类型气质上不那么适合春节档。但值得肯定的是,《红毯先生》是春节档里最有作者性表达、带给观众最多留白和思考空间、最具黑色幽默感、气质最独特的一部电影,也是一部好电影。

如果只从票房角度论成败,路就走窄了。在映前,导演宁浩就告诉娱理工作室,尽管加入了最卷的档期,但他本身是在反卷的,现在的他回归了最初做电影的状态,就用最简约的方式拍好最想讲的故事。在《红毯先生》这个平等地创飞内娱每一个人的娱乐圈故事背后,他想表达的是沟通无效这一主题。

马拉松和小树林

想要理解《红毯先生》,我们先得理解宁浩如今的创作心态。

2006年刘德华投资的那部《疯狂的石头》,让宁浩在黑色幽默喜剧片的领域崭露头角。2014年的《心花路放》卖出10亿+的成绩,还是内地影史首次尝试保底发行的案例,票房的成功、资本的涌入、观众的认可……宁浩在商业片大导的路线上走稳了。五年前的《疯狂的外星人》是宁浩第一次加入春节档大战,该片被寄予厚望,在遇上了黑马劲敌《流浪地球》的情况下,最终也拿下22亿票房。

作为导演的宁浩产量不高,但作为监制,他帮助年轻导演做出了《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等票房大爆款。

在《红毯先生》里,宁浩演了一个叫林浩的导演,电影里的他为了去电影节拿奖而选择拍“大棉袄”拍农村片。观众或许会把林浩和宁浩划上等号,一个商业片大导,是否也在内心深处期待着电影节与奖项的认可?在票房纪录已经被同行们刷新到50亿+的年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前浪”宁浩是否也有自己的中年危机?

娱理:导演的的中年危机是什么?是被新的导演取代、是面对的这些投资环境、是对国际电影节和大奖的渴望吗?

宁浩:我其实前一段是有一些焦虑,因为我以前学习电影艺术是不想跟学霸竞争,我考不过他们,我也不想跟街上的街霸竞争,我也打不过他们。后来发现了一个可以画画的世界,就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自己玩,而且它不比较,你可以有各自的风格,我就很高兴,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但是到后面我发现这个地方也变成赛道,大家也在拼命竞争、卷,让我觉得说我当初不是为了躲竞争嘛?其实我这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很刻意地回看了我最早拍电影的那两部小文艺片,我就是想是不是可以回到特别简单的讲故事的方法上,这个东西对我个人的内心还挺重要的。

以前400多个镜头就讲一个故事,到现在要拍1500、2000个镜头讲一个故事,所以这次我们就试着再用特别简约的镜头,这部电影是380多个镜头,可是信息也没少,我觉得用这个方法我找到了刚开始做电影的状态,我觉得那个状态可以治疗我前一段焦虑和自我怀疑的部分。

娱理:您当时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宁浩:时代和市场和电影创作这些东西都在发生着巨变,这种巨变都让你要思考你要做什么事情,比如你处在这个位置,你如何应对这些巨变,而且还有一个失误,我原本做艺术类的路线的选择,其实是为了避免卷,我是不想卷的,结果发现这好像又变成一条赛道了,赛道又卷上了,让我自己有一些不适应。

娱理:这个“卷”感是何时感受到的?

宁浩:这个卷是逐渐感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有,我的感觉好像从《心花路放》之后开始发生一些,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产业逐渐成型,逐渐变成挺大的市场,大家都承担着挺大的资金投入的压力,又承担着票房的竞争,然后评论也是错综复杂,卷的感受就越来越强了,而且是逐渐加强的。

娱理:跟自己的前作的票房的对比,跟其他那些四五十个亿票房的作品的对比,都会让您有一种竞争感吗?

宁浩:不是,因为我是不愿意卷的,我是不愿意做对比的,这和我对电影对艺术的认识是有背离的。就像我对于喜欢的电影,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票房,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待在这环境当中,然后去竞争这个事情,我其实挺有逆反心理。

娱理:这就是现在的大环境,您找到了面对的方法了吗?

宁浩: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周围的环境变成一条赛道了而已,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选择的生活方式,只是环境变了,我并没有变化。所以我现在尽量不受干扰,以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体感为出发点,来选择拍什么,尽量避免进入一个太过于要卷的环境里。

娱理:以您现在的行业地位,其实也是有资本从心出发去拍电影的。

宁浩:这是你认为的,不见得所有人都认为是这样。

娱理:近几年您作为监制成功扶植了一批新导演,他们也拍出了很卖座的电影,您会有作为前浪面对后浪的压力吗?

宁浩:没有,能够跟青年导演一起工作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画画还是蛮孤独的,你有一群人大家在一起就有一个氛围,那个氛围就蛮好的,我对于这个部分非常享受。我觉得他们成功很好,而且这个成功只要跟自己的需求是同步的,身心也是统一的,其实没什么问题。每个个体不一样,要的东西不一样,我说的卷的问题只存在我身上,不存在于别人身上。

娱理:那您有来自资本或者说身边人的压力吗?

宁浩:不是压力问题,我没有压力。卷感与压力感是两件事情,人生都会有压力,我的压力只是来自于我自己,比方说我是在跑步,我怎么突然跑到马拉松赛道上了,在马拉松比赛的这条路上我没有压力,因为我就没有想参加这比赛,我不是应该在小树林跑吗?为什么树林砍掉变成一个赛道了?我只是不喜欢这个氛围,但我仍然没有压力。因为我没打算跟你们比,我没打算跑到你们要跑的地方。

娱理:现在有找到新的小树林吗?

宁浩:我一直都是按照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走,包括《红毯先生》也是,我也并没有选择另外一个东西。

娱理:但春节档确实是一条马拉松赛道。

宁浩:对,反正每年就这么几个档期,对吧?你拍完了这个东西就安排到这儿来了,好吧,那就这儿,我都是属于懒得挣扎那种。

不是自传

《红毯先生》是宁浩打响“反卷”第一炮、重新跑回小树林的作品。在这个380多个镜头拍成的电影里,重回简约的讲故事方式,但给足了信息量。

明面上看,这是一部解构天王巨星、讽刺娱乐圈各种怪现象、甚至不放过刘德华和宁浩本人的电影。

在《疯狂的石头》后,宁浩一直在找一个和刘德华合作的机会,不是投资层面的合作,而是创作上的正经合作,但因为两人都忙,兜兜转转很多年也没有对上合适的时间。直到拍完《疯狂的外星人》,有个编剧跟宁浩提议,不如写一个关于刘德华的电影,由刘德华本人来演。当时宁浩正在拍摄《我和我的祖国》,就放手让编剧去创作了。

2021年的金鸡奖期间,宁浩正式跟刘德华提出了这个合作邀约。宁浩跟刘德华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方愣了十几秒,“他有点没想清楚我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电影,他可能也不太能确认拍这个东西会对他自己有什么影响,或好或坏,可能当下不能直接判断,所以他就说,好,我考虑一下,你先写剧本想一想,然后后续的工作中就一边沟通,一边创作。

电影里触及到的隐婚等事件,一度是刘德华的禁忌话题,这次在电影中直面争议,演一个和自己有部分相似的天王巨星,对刘德华来说肯定不是容易下的决定。在与娱理工作室的交流中,刘德华本人也说,最终选择演这部电影是一个缘分,就是时机到了,可能早三个月他都不会愿意出演。

宁浩最后等了七八个月,才收到刘德华同意出演的回复。在整个过程中宁浩并没有去说服刘德华,只是一直不断地沟通,告诉对方自己有怎样的新想法,他分析最终可能还是刘德华自己说服了自己,“我觉得所有的心理的问题都是每个人自己解决的,靠别人说服不了。”

《红毯先生》的讽刺性足够辛辣,隐婚、争影帝、用拍农民的故事冲奖、陷入舆论危机等等很多情节,都难免让观众将戏里的人物与戏外的刘德华、宁浩联系在一起。

刘德华明确表示,不接受观众把《红毯先生》当作自己的自传电影,这只是主人公刘伟驰的故事,电影里的感情都是真的,但并不代表刘德华本人遇上这些遭遇的态度。

宁浩则说,无论是片中的刘伟驰还是林浩,都只是部分像刘德华和宁浩。比如讲隐婚这件事,是因为观众们都知道这个背景,那就借此拉近刘伟驰与刘德华的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刘德华也从没有提过要求,告诉剧组哪些事情不能写。

很多情节和台词,是宁浩和刘德华共同碰撞出来的,宁浩透露,创作的原则是有的时候提事情不提性格,有的时候留性格编造事情。“我们每天在计算说哪些部分像我们自己,哪些部分是不像的,现场经常会讨论,要是我会怎么说,要是你会怎么说,有的时候是事情像,性格不像,比如他就提了说刘伟驰的老婆可以讲‘结婚时候不公开,离婚也不公开’,他说这个就可以提,像他的事情,但是那场戏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他的性格,因为刘德华不是一个遇到问题就逃避的性格。”

在当下拍一个娱乐圈的故事,给一个大明星“祛魅”,宁浩认为这部电影的主角非刘德华莫属。因为他想拍的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或许拍一个新晋顶流的故事更有话题度,但刘德华40多年的从业经历跟沟通这个主题的契合度无人能及。

“以华哥的年纪、行业地位,他所面临的沟通困境可能比新兴顶流更加突出更加复杂,里面有关于时代的、关于生活方式的、关于阶层的、关于认识的、关于很多个方向的问题,矛盾会更加丰富。如果是年轻人,可能对于摔马这件事就没有他那么不理解,他的那个年代就会把用替身理解为不努力,这个价值观转换的速度太快了,他确实是需要很努力去理解。”

没有答案

宁浩说,《红毯先生》以娱乐圈作为故事载体,但重点不是这个圈子发生了什么,而是透过这个圈子展现出每个行业、都市生活里会遇到的沟通困境。

“我觉得蛮难互相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点紧张。我看每天网络上的这些争来吵去的,公司里头大家还要去讨论,讨论还要站队什么的,经常说一件事情,其实互相理解起来都挺有偏差,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讨论,过年回家吃顿饭吃得都能吵起来,各说各的道理。经常在朋友圈看人互相拉黑,我说都多大事儿,其实不是有多少经济利益的事儿,但全都是这种比较撕裂的观念。”

宁浩把他对于沟通失效的无奈都写进了《红毯先生》。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刘伟驰面临了很多荒诞和黑色幽默,还有剧组暴打投资方这样鸡飞狗跳的场面,但是戏里真的有正派和反派吗?

在这个故事里,宁浩在尽量避免表达态度和立场。刘伟驰、林浩、经纪人、D站小编、投资方、养猪人、公关公司……每个出场的人物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他们的行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交织在一起后,却诞生了很多矛盾冲突,因为他们彼此不沟通,或者无效沟通。

电影中暴打投资方那场戏拍得很放飞,宁浩说这场戏的关键也不是讲投资人跟创作者的矛盾,而是集中展现了沟通失败的状态,“投资人、创作人、演员看似大家都在干一个事情,但是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在这件事情当中想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就会鸡同鸭讲,然后乱七八糟,似乎是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因为每个人性格的不同,具体需求的不同,最后还是蛮难搞成一件事的。”

甚至在片场和刘德华的沟通,宁浩透露有时候也是无效的。

“他拍完一条就会来问我刚才演得怎么样,我寻思这说的全是粤语,我一句没听懂,但是我还得说看起来好像演得还可以,但可能更不动声色一点会更好。他说行,我明白了理解了,然后他就会再来一遍,看似沟通得挺好,其实没太听懂哈哈。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这么个状态,无所谓,不用很好的沟通,也可以拍好。”

宁浩很早就接受和理解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失效。他记得很多年前黄渤还不算红的时候,两人一起去买马桶,黄渤跟店家还价,对方就说你一个演员还讲价,从那以后黄渤都不好意思再谈价钱了。这在宁浩看来也是一种沟通的障碍,就像在《红毯先生》里,刘伟驰是被赋予权力被特殊对待的巨星,一边又被质疑着“明星了不起啊”,有一种隐隐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蔓延。

宁浩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让人与人之间变得难以沟通,他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有“我执”的那个部分,会傲慢,会觉得别人不够好,很难站到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红毯先生》最后,刘伟驰撕下了街头自己的横幅,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笑容太假了。宁浩在这里埋入的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可能性,“破除‘我执’的前提,应该是首先怀疑我有那么好吗?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的部分和否定的部分,这个是非常难以实现了,刘伟驰也只是做出了第一步,是对于自己曾经过往的部分怀疑了。”

沟通无效这个问题真的能被彻底解决吗?《红毯先生》没有给出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这事无解,无解也是一种答案,人生的很多事情不是都是如此吗?经常无解”,宁浩说。

可能很多观众都期待一部电影可以给出一种答案,或者给出一种向上的希望,我们已经习惯了结局上价值的电影了。

但宁浩说,无解才是更真实、更符合生活现实的答案,价值有很多种,他给出的是更贴近真相的答案,可能更有价值。

拒绝鸡汤,接受无解,没有答案,宁浩这次在“反卷”的跑道上交出的全新作品,很有个人特色,祝福《红毯先生》能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观众。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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