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天安門》：其他的天安門事件——成都大屠殺

文：林慕蓮（Louisa Lim）

其他的天安門事件

是不是很多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在成都消失了呢？成都以外的人幾乎都不曉得城裡發生了什麼事。這裡的大型示威、暴動、激戰和警察的暴行都被首都的巨大事件搶去了風頭。有西方記者聽聞成都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但當他們趕過來了解時，許多在錦江賓館目睹暴行的外國目擊者已經被遣返回國，而當地的目擊者則不敢開口。

來自英國獨立電視新聞（ITN）的攝影採訪小組幾乎蒐集不到任何資訊。當他們試圖採訪四川大學的學生時，團隊成員被逮捕並驅逐出境，理由是他們持旅遊簽而非記者簽。在被捕的前一天他們抵達現場，順利拍到暴動後的一些鏡頭；其中一名記者弗農．曼（Vernon Mann）還記得有看到燒毀的車輛和一面牆上的彈孔。他們一直待在錦江賓館；曼說，他並未看到任何奇怪的地方，不過有注意到當地員工都很冷漠，甚至有些粗魯。他告訴我，「酒店裡沒有一個中國人會跟我們講話。說實話，他們讓人很反感。我沒見到任何比我待得還久的外國人。」他們後來也發現，西方記者與當地中國人之間的接觸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危險。在曼和他的組員被驅逐出境之後，他們在當地請的翻譯也被逮捕了，入獄服刑了幾個月。他獲釋後，英國採訪團隊寄了一些錢給他。當他去取錢的時候，又立即被關回了監獄。

即使是在成都比較活躍的異議人士社群中，也完全沒有人知道在錦江賓館發生的殘忍毆打的實情。「如果發生了，我應該會知道的，」成都維權人士黃琦在見面的時候這麼告訴我。他經營一個記錄人權侵犯事件的網站。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他並不在城裡。另一位參加成都運動的流亡人士告訴我，他從未聽說過旅館內有人死亡的事情。但這些暴行發生的地點是在錦江賓館內部，關上大門後外邊的人幾乎都看不到了，除了外國人和飯店工作人員以外，但他們都害怕得不敢再提起。

儘管如此，仍有一個政府機關顯然沒有忘記八九年的事，那就是地方司法機關。四川司法部門最近審理了一些與八九年有關的案件。例如二○一○年維權人士譚作人的案子。譚作人在調查孩童死於二○○八年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倒塌事件後被捕。然而根據解密的美國電報指出，他的起訴書中沒有提到這一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反而都集中在他紀念八九年受難者的活動上。起訴書的焦點放在他寫的一篇描述他在北京所見所聞的文章，標題是：〈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檢方辯稱：這是「歪曲描述和誹謗」。起訴書還提到，譚於二○○八年六月四日在天府廣場發起了自願捐血活動，以及他曾寄發一封電子郵件，建議舉辦「全球華人捐血活動」來紀念六四二十周年。起訴書說，譚作人「無中生有，捏造消息，散布有損於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以損害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法院宣告，案情清楚，罪證確鑿。譚作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忘記歷史的技巧

在過去二十五年內，這個當年炎夏時節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長達七個禮拜的事件，一直被濃縮成一個詞：天安門事件。這樣的縮寫將事件發生的地理範圍縮小至首都，壓縮了其他十幾個城市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的能見度，使其漸漸被消音。但是北京的示威活動不是唯一事件，北京市民也不是唯一遭受鎮壓的對象。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若人們遺忘這點，就是在縮小事實規模。成都的抗議活動不僅僅是學生遊行，也是得到各界支持，大規模群眾運動的一部分。成都街頭的激戰和短暫失控的街道，顯示出中央政府面臨全國性危機的嚴重程度。根據《天安門文件》，反對北京六四大屠殺的示威遊行在中國六十三個城市爆發，在哈爾濱、長春、瀋陽、濟南、杭州以及成都等城市有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

成都發生的事不僅被遺忘了，還從未被完整講述過。成都人並沒有被北京的大屠殺給嚇退，反而被激怒。然而，由於缺乏獨立的媒體來放大他們的聲量，使得他們短暫的怒吼之聲在空氣中消散，淹沒在政府和抗議者自己隨後發動的暴力行動之中。儘管成都市發生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暴行，但目擊證人卻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那裡沒有充滿魅力的抗議領袖，沒有吾爾開希，雖然一些參與抗議的人最終流亡海外，但卻從沒有人聽說過他們。至於來自西方的目擊者，則因他們所目睹的暴行而飽受創傷，大多數的人一開始只想著要盡快逃離中國。在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之後，他們之中許多人接受了媒體採訪，並與人權組織取得了聯繫，例如珍．布里克、金．奈嘉德還有卡爾．胡特爾做的那些事，但是外界對北京以外的事件興趣缺缺，使得他們最後也放棄了爭取公眾關注的努力。

西方媒體也有把整件事敘述得更為簡略之嫌；北京以外所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都被忽略了，因為缺乏資訊，而且也很難確認事件的確切經過。中國老百姓對警察以及北京的士兵實行的暴力行為經常被淡化。畢竟，這些都不太符合西方對追求自由的學生對抗專制國家的故事的偏好。「我覺得整片荒野裡只有我在發聲。」丹尼斯．瑞說。他那本關於成都生活的回憶錄既描述了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活動，也寫了一名警察被暴力殺害的事。「我曾苦思到底要不要把這個故事寫在裡面。我覺得，如果回憶錄最後只寫了音樂的部分，卻沒有提到當時正在發生的事，這樣很不負責任。」